《那你打我啊》:一间教室能够承载多少改变?

Image by Chamara SKG

剧评人: Isabelle Wang

评分: ★★★★★

走进City Lit的剧场,舞台上整齐摆放着七八张课桌,每张桌子后面都坐着人。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或许是一部演员阵容庞大的制作。

课桌的排列、座位间的距离以及台上的人物状态,都清楚地表明故事发生在一间教室里。接着主人公Lila开始讲话,我们跟随这位英语文学教师回到熟悉的中学课堂。她年轻、充满活力,对教学抱有真诚的热忱。她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希望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判断和分析问题。

然而,当演员开始塑造那位喜欢在课上唱反调的男生,以及另一位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观点的女生时,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一部群戏,而是一场独角戏。舞台上那些坐在课桌后面看似听话的“学生”,实际上都是观众。

《Punch Me Then》的课堂式舞台,观众坐在课桌后成为课堂中的学生

这次最初的误认,恰恰成为了《Punch Me Then》最巧妙的切入点。谁是演员,谁是学生,谁又只是旁观者?当观众坐进教室、回答Lila的提问和指令时,观看便不再是一个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的行为。

Lila借由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开始了这堂课,试图让学生意识到,人的思想、语言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被塑造和影响的。面对青春期学生中已经出现的厌女言论,她没有选择听之任之,而是希望通过文学和讨论,引导他们看见这些言论背后的问题。

《Punch Me Then》课堂场景中的演出剧照

在课堂上,Lila邀请了两名观众参与教学互动,鼓励大家重新唤醒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力。随后,她引入了普里斯特利的《罪恶之家》,通过Eva Smith的遭遇,邀请学生讨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课堂也由此逐渐把观众带入了Lila试图借助文学唤醒思考的努力之中。

Lila坚信,只要学生愿意思考,改变就有可能发生。然而,她付出的努力没能立刻扭转学生的态度。相反,课堂上的言语逐渐触及她埋藏已久的创伤。个人记忆开始侵入职业空间,创伤又进一步影响了她掌控课堂关系的能力,并最终引发了她与学生之间一场激烈的口角。

当Lila失控地喊出“Punch me then(那你打我啊)”时,剧名终于在人物最脆弱的时刻落到舞台上。这不是一句单纯的挑衅,更像是她在长期压抑之后,对学生、对过去,也对自身无力感的一次爆发。这场冲突打破的不只是课堂秩序,也包括她对这堂课、对文学教育乃至对自身影响力的信心。

这场教学事故迫使Lila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初心和教学能力。那个起初满怀信心、试图积极影响学生的教师,几乎被挫败感彻底击垮;她走进教室时所拥有的确定感,也开始迅速动摇。

这种动摇令人痛心,却也更让人共情教师所面对的困境。随着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日益渗入课堂,人们期待教师去纠正、解释和承担后果,但她真正能够控制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她可以为课堂负责,却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学生离开教室后所面对到的家庭环境、网络文化和社会风气。

《Punch Me Then》中教师独自坐在桌前的演出剧照

这部剧将 Lila 带到了一个真正悬而未决的节点。我们不知道她能否改变学生,也不知道她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创伤,教学又会在她今后的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结局既没有提供轻易的胜利,也没有给出干脆的失败,而是继续追问:这种由伤害、崩溃与退缩构成的恶性循环能否被中断?以及,是否还能有人去继续一项可能永远看不到成果的努力?

《Punch Me Then》演出海报,Nicole Abraham编剧,Toby Clarke导演

Nicole Abraham的表演无疑是整部作品最坚实的中心。她不仅独自完成了多个身份之间的切换,还跨越了人物的年龄、性别和社会位置。无论是年轻教师Lila,还是教室中不断试探边界的学生,都被她塑造得鲜明而可信。

《Punch Me Then》编剧兼表演者Nicole Abraham

这些转换不只依靠声音的变化,更是通过落实在人物的身体重心、动作节奏、说话方式、眼神方向以及每个角色在教室里的点位上。观众几乎可以立即认出这些人物,并联想到自己读书时曾经见过的某位教师或同学。这种熟悉感避免了让舞台冲突沦为某种为了宣讲社会议题而虚构出来的案例,而更像一段正在真实课堂中发生的经历。

作为编剧,Abraham也赋予了Lila相当丰富的层次。她积极、负责,相信教育具有改变人的力量;但她同样不完美,会受伤、会动摇,也会在压力下失去作为教师应有的克制。作品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永远正确的教育者,也没有因为她的失控而轻易否定她。

Lila的人格力量恰恰来自这种不完美。她的脆弱没有被美化,错误也没有被掩盖,但她也没有被失败彻底击垮。演出结束时,观众为Lila鼓掌,也为独自完成整场演出的Nicole Abraham喝彩。这份掌声不仅献给表演技巧,也是献给一个还在挣扎、也足够复杂的角色。

导演Toby Clarke对舞台空间的调度,发挥了文本和表演的全部潜能。独角戏很容易把观众置于被动聆听的位置,但Clarke将部分观众直接请上舞台,让他们坐进Lila的课堂,亲身参与到她的课堂之中。

《Punch Me Then》导演兼戏剧构作Toby Clarke

这种互动并非为了烘托气氛而强行加入的形式。朗读、回答问题、讨论和服从教师安排,本来就是课堂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观众的参与可以和故事空间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坐在课桌后的观众既是观看演出的真实观众,也是Lila必须面对的“学生”。即使他们没有台词,他们的姿态、沉默、迟疑和配合,也成为了演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仍坐在普通观众席里的人又构成了另一层观演关系。我们既看着Nicole Abraham表演,也看着其他观众如何回应Lila的提问、如何成为课堂秩序的一部分。由此,舞台上形成了双重课堂,一重由Lila试图掌控,另一重则让台下的人观察这种掌控如何建立,又如何逐渐瓦解。

演出开始时,Lila拥有教师的权威。布置任务、指定朗读者,并主持讨论。但随着课堂失控,她的权威逐渐显露出脆弱的一面。观众由此看到,即使是站在教室中央的老师,也未必真正拥有改变学生的力量。

这种双重观看结构,将作品探讨的问题延伸到了Lila的个人经历之外。当舞台上的演员和观众同时面对厌女言论时,坐在台下的观众不禁会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它真的能够依靠一间教室解决吗?一旦学生离开学校,重新回到网络和社会环境中,教师所做的一切还能留下多少影响?教育又究竟能够承担多大的责任?

《Punch Me Then》的文本、表演与导演构思形成了紧密的整体。它没有假装一堂文学课能够轻易改变学生,也没有给Lila安排一个所有问题都圆满解决的大团圆结局。相反,它把教育者、青少年、参与者和旁观者拉入了同一段令人不安的课堂关系中,逼着每个人去直面改变的必要,以及这种改变所能达到的极限。

本剧最终留下的,不只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更加艰难的追问:当我们不知道努力是否有效时,还要不要继续?当教育无法独自完成改变时,我们其他人又能做些什么?

这部剧并没有给出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它的希望反而在于这样一种可能:哪怕结局悬而未决,直面问题也远比假装教室能够独自解决一切来得更加坦诚。这也是《Punch Me Then》能够给予观众最诚实、最珍贵的一点希望。

Proofread By Yifan Wu